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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:留不住的江湖袍哥

发布时间:2016-9-23 来源:凤凰读书 作者: 萧春雷

一座失意已久的城市,1891年,被一个英国人的敲门声惊醒。

开埠通商、抗战陪都、三线建设、三峡工程……短短百年光阴,重庆邂逅了所有机遇,被推向时代的潮头浪尖,翻云覆雨,历尽沧桑,比过去的两千年还要荡气回肠。

重庆虎变,江湖已远。重庆性格成了一个神话。但全中国都希望重庆人留住江湖,做一个永远的袍哥。

九开八闭十七门

重庆是一座奇幻之城。穿隧道,跨大桥;旋转的街道,无尽的石梯;列车在屋顶呼啸,索道飘然过江;商业都会、防空洞纳凉点、城门公园、轨道交通、挑夫、游轮出港、火锅进洞……其他城市只有东南西北四个方位,重庆还添加了上下两个方位,难怪我头晕目眩。

为什么把城市建在这样一个地方?成本多高啊!我想找个老重庆人聊聊,有人推荐了萧能铸老先生,我前往拜访,川美的刘景活老师开车。“你看,这就是萧老住的房屋。”他指着路边一幢高楼说,“但我们要从另一个门上去,很远。”又经过十几分钟,绕过三四条街道,我们来到一条僻静的小巷,几个踏步跨进了大楼门厅,电梯是从9楼开始的。

来重庆两三天,我就习惯了楼层的混乱。我住的第一个酒店在十八梯附近,没有电梯,拎着行李吃力地登上4楼,在房间眺望长江,目光竟越过了窗前一幢12层高楼。我住的第二家酒店在信义街尽头,门厅电梯从5楼开始。重庆是一座建在斜坡上的城市,许多摩天大厦,不过是吊脚楼的豪华版。

退休在家的萧能铸先生瘦削结实,至今还保持着户外探洞的爱好,看上去像中年人。他说祖上是清雍正六年从江西吉安泰和县迁来的,自己是第8代;外公曾俊臣是老重庆的“鸦片大王”,也是民生实业公司的大股东。

谈起老重庆,他如数家珍:重庆最早的古城应该在江北嘴,就是战国时张仪筑的江州城。三国李严的时候,江州城就转移到了渝中半岛。重庆的老房子都建在斜坡上,是干栏式建筑。古人尊重自然,很善于利用地形;只有那些建筑学院出来的博士才干傻事,一想到建房子就挖地、找平,增加造价不说,还导致地质灾害,结果山上还淹水。重庆古城依山就势,很有南方特色,比西安古城更精彩,九开八闭十七门,按九宫八卦布局……

萧先生称赞的重庆府城,民国《巴县志》描述说:“沿江为池,凿岩为城,天造地设。”可以想见它的奇妙壮观。1925年的重庆地图还勾勒出府城的完整轮廓:坐落于渝中半岛的东端,尖部高翘,仿佛少女拇指上精心修饰的华丽指甲。长江和嘉陵江从南北流过,汇流于东北的朝天门。

重庆古城有三大特点:第一,它是不规则的,找不到东南西北,9大城门一路排开,除了通远门通向陆路,其余8座城门都连接江边码头;第二,它是扭曲的,陡峭的山头破坏了中轴线,没有一条街道是笔直的、平坦的;第三,它是立体的,城市分山顶的上半城和山脚的下半城两部分,中间是壮观的石阶坡道相连,重庆府衙、巴县县衙、各省会馆和港市,都拥挤在下半城长江阶地。

说是十七道城门,八道闭门实际是假门,九道开门各有特色。川江号子里有一首《说九门》,描述得十分生动:“四川省水码头要数重庆,开九门闭八门十七道门;朝天门大码头迎官接圣,千厮门花包子雪白如银;临江门买木柴树料齐整,通远门锣鼓响抬埋死人;南纪门菜篮子涌进涌出,金紫门对着那镇台衙门;储奇门卖药材供人医病,太平门卖的是海味山珍;东水门有一口四方古井,对着那真武山鱼跳龙门。”

近代重庆开埠后,城市急速膨胀,无法适应时代的要求。1926年开始,在军阀刘湘的推动下,重庆开始了大规模市政建设。因为三面环江,所以扩建的第一波浪潮就是溢过西边的通远门,将数十万座坟冢化为新市区,同时在旧城拆台阶、锯屋檐、铺街沟,拓修马路干道。至30年代中期,重庆基本完成了城市的近代化转型。

通远门是重庆古城仅存的两座古城门之一,门洞完整,人来人往,不少市民在城墙上休憩、喝坝坝茶。看着两边车水马龙的街道,我已经无法分辨城内城外了。最奇怪的是,城墙上下安置了明末张献忠率军攻打通远门的雕塑群。张献忠在重庆没有好名声,传说他攻下重庆城后,下令斩断所有俘虏的右手,有人伸出左手替代,结果被斩去双手。我不知道重庆人为什么要纪念如此血腥的历史?

立德乐叩门

失意两千多年的重庆,终于等来了它的时代,敲门声很粗暴。1888年,英国商人立德乐试图将“固陵”号轮船开进川江,引起全城的惊恐和抵制。

湖北宜昌至四川宜宾这段长江,称为川江,其中数百里明滩暗礁的三峡,风光绝美,但航行困难。许多文人墨客吟咏过三峡,唐代诗人李白写道:“朝辞白帝彩云间,千里江陵一日还,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李白没有写到的,是每年无数船毁人亡的触礁故事,以及“轻舟”逆水而上的场景:数百名纤夫爬行于绝壁上的栈道,背负纤绳,一步一步将“轻舟”拖往上游。

英国很希望重庆开埠,打开中国西部市场的大门。1776年中英签订《烟台条约》时,李鸿章推说川江峡滩险阻,等轮船能够通航再说,只同意湖北宜昌开埠。条约中有这样一条规定:“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,轮船未抵重庆以前,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,俟轮船能上驶后,再行议办。”这是条缓兵之计,只要轮船无法通过三峡,重庆就没有开埠的问题。

这样我们就要说到立德乐的故事。阿奇博尔德•约翰•立德乐出生于英国,19岁跑到中国来冒险,曾参加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,娶上海工部局一位英国官员的千金为妻。据说他的妻子唇上生须,但很富有。他在宜昌开设立德洋行,弄了艘轮船经营宜昌至汉口的航线。1883年,他雇佣了一条木帆船航行21天到重庆,写了本《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》的书在英国出版。

李鸿章的计策把英国人阻挡在川江外十几年。立德乐很想把洋行开到重庆去,于是他筹集了1万英镑,在英国订购了一条500吨的“固陵”号轮船,1888年2月驶抵宜昌,向清政府申请宜渝航线的执照。这一消息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。当时,川江沿岸的船主、船工、纤夫、装卸工,包括码头的货仓、餐馆、旅栈、花船等行业,数十万人依靠木船运输业生存,唯恐失去饭碗。反对的理由是峡江险急,难以避让,轮船碰沉木船后如何赔偿人货损失?

清政府无法阻止立德乐冒险,又害怕轮船撞沉木船激发事变,决定让重庆开埠,由中方花12万两白银(约合2.34万英镑)买下“固陵”号给湖北运煤,并约定川江十年内不得行轮。总理衙门是这样算账的:“行轮患在坏民船,激众怒。通商患在夺商利,损厘金。然既行轮必通商,则兼两害;仅通商不行轮,则止一害。两害取轻,尚是中策。”意思是轮船开到重庆是坏事,还会带来另一件坏事——重庆开埠;立德乐想的不就是重庆开埠吗?索性让重庆直接开埠,条件是禁止川江行轮,至少可以减少一件坏事。就这样,重庆于1891年3月1日设关征税,正式开埠。

立德乐倒卖“固陵”号挣了大钱,第一个跑到重庆开设立德洋行。1895年中日《马关条约》给他带来新的机会,日本人获得了从宜昌上溯长江至重庆府的权利,英国也跟着沾了光。立德乐在上海定制了一条适合川江航道的木壳平底小轮船,命名为“利川”号。1898年2月15日,60岁的立德乐和妻子在宜昌登上了“利川”号,向礁石林立的三峡驶去。在数百名纤夫的协助下,连拖带驶,经过22天航行,遍体鳞伤的“利川”号于3月9日出现在朝天门码头。这是重庆人见到的第一艘轮船。

“重庆文化的最大特点,是儒化不足,又叠加西化。”西南大学历史地理所所长蓝勇教授说,“因为儒家文化薄弱,重庆人不讲华夷之辨,开埠后接受西方文化没什么障碍,迅速西化,成为中国西部最早完成近代化的一座城市。后来陪都选在重庆,而不是西安、昆明,一个重大原因是重庆的近代化程度更高、更完整。”

开埠后的重庆,为了“与华商隔别,免生嫌衅”,地方当局指定荒凉的南岸王家沱地区为通商处,重庆海关和后来的日本租界也设在这里。没过多久,南岸就迅速发展起来,洋行、工厂林立,商埠繁忙。不过这一切似乎只留存在记载中。我来南滨路寻找遗迹,但见“峡江开埠”的标志牌附近,是一大片崭新的街道、广场、绿地和高楼大厦,残余的法国水师兵营、英国卜内门洋行形单影只,破旧不堪。我转身凝望对岸的两江口。暮色苍茫,渝中半岛仿佛一艘满载水泥森林的巨舰,弯成一道优美的弧,停泊在江心。

随着“利川”号首航成功,轮船和军舰开进了川江,但两年后一艘德籍商轮触礁沉没,给川江航运投下阴影。事实上,直到1910年4月,蜀通轮开设每月往返2次的宜渝定期航线,川江轮船航运业的大幕才真正拉开。许多人曾经预言,川江航线将成为外轮的天下,事实证明他们太悲观了。上世纪20年代,外轮在川江上大行其道时,有一个重庆人怀抱宏大的梦想,创建了一家只有一艘小客轮的轮船公司,经营嘉陵江航线。数年后,这位名叫卢作孚的人便一统川江,开创了民族航运业的辉煌。

码头与火锅

酒店临江,站在窗前,嘉陵江和江北的科技馆、大剧院就映入眼帘。大剧院由一组册页般的块面竖立构成,仿佛一排琴键,也像一摞重庆人喜欢的麻将牌,矗立在江北嘴尖端,入夜就漫射出翡翠般的绿光。我后来才知道,这座由德国设计师创作的造型笨重、线条刚硬的“重型坦克”(网友们的比喻),名字叫“孤帆远影”——这个词在汉语里有天地寥廓、身世飘零之意。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文化。

走廊尽头可以俯瞰朝天门和两江交汇处。嘉陵江水灰蓝,长江水浑黄,在江心形成一道鲜明的界限。朝天门内正在施工,仿佛一块巨大的伤疤,数十辆挖机和大卡车像甲虫一样蠕动。作为渝中半岛的门户,朝天门是历届重庆市政府经营的重点,这一带的建筑特别短命。2012年朝天门两座老地标建筑——重庆港客运大厦(1996年建,高110米)和三峡宾馆(1992年营业,高100米)——爆破拆除,寿命竟不过20年!

重庆升级为直辖市后,需要更高、更壮丽、更现代的地标,体现这座城市的行政级别和雄心壮志。新地标总投资211亿元,名叫“扬帆远航”,由建筑大师摩西•萨夫迪设计,包括6座摩天高楼和一个5层商业裙楼,前面4座高楼空中连接起一座“水晶廊桥”,重庆媒体称它们“既像乘风破浪的船头、又仿如海风吹拂下的风帆”。说实话,我个人觉得它们更像一排篱笆,或者半个巨石阵,破坏了渝中半岛层次丰富的天际线。因为两江周围的建筑过于密集,我倒觉得,寸土寸金的朝天门什么也不建,精心设计一个让市民休憩的现代公园和广场最奢侈,最气派。

重庆人对于“帆船”意象的着迷,反映了他们对航运传统的重视。重庆古城9大城门,有8座面向长江和嘉陵江而开,犹如一艘永不沉没的巨舰,整座城市围绕着城外数十个码头运转。来自各地的船只靠泊在码头上,装卸、转运、补给和守风,源源不断地为这座城市注入财富和生机。如今水运衰落,但码头文化无所不在,仍是最具特色的重庆城市景观。

东水门边的陕西街人山人海,这里有个充满生机的小商品市场。重庆人喜欢热闹,他们总是挑选最狭窄的过道摆设地摊、小吃摊,将通道堵得水泄不通。大街则被汽车塞满,喇叭声响成一片,这时可以看到“棒棒军”大显身手,他们裸露上身,推拉板车或肩挑背负,在车辆的夹缝中快速穿插。重庆是山城,动不动就是爬坡上坎,因此诞生了庞大的“棒棒军”队伍,到处有赤着上身的健壮男子,手持一截竹筒和两根麻绳,随时准备出卖劳力,为人负重爬坡。

古代重庆的下半城比上半城繁华,如今颠倒过来,下半城破败萧索,上半城解放碑附近成为最时尚的商圈。解放碑旁的较场口,有一条连接下半城的着名坡道十八梯,还保留往昔的坡坎景观。漫长的青石板阶梯,分成许多段落,蜿蜒而下到江边阶地。我慢悠悠走下石阶,路灯昏黄,许多房屋已经废弃,瓦砾遍地,野猫神出鬼没;一些杂货店、旅馆、作坊和小吃店还亮着灯,但冷冷清清;上坡的行人很少,人们宁愿多走几步,花1元钱乘凯旋路电梯直升山顶。十八梯街区原是底层民众搭盖的棚户、吊脚楼和捆绑房子,杂乱无章,谈论拆迁已经很多年了,不知为什么迟迟没有动工。

重庆很少科举和官宦世家,正统文化薄弱,主宰这座城市的是商人、行会和码头帮派,形成一种下里巴人文化。码头吞吐着五湖四海的人群,鱼龙混杂,弱肉强食,唯有拉帮结派才能生存,民间组织哥老会(又称袍哥)因此崛起,势力极大,甚至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关键角色。袍哥文化就是一种码头文化,不论阶级和地位,人人称兄道弟,不在乎大是大非,只讲江湖义气。袍哥蔑视法律,最推崇为朋友两肋插刀,“人对了,什么都对,人不对,什么都不对。”

“袍哥人家,决不拉稀摆带(汤汤水水)。”从重庆女子解凤口中,我第一次听到这句口头禅,她津津有味地说了不少袍哥故事。那天,解凤请我们吃火锅,在大礼堂附近老街的一家小店,说是来重庆,一定要吃地道火锅的。“火锅要慢慢吃,到后面味道出来了,越来越麻辣。”

解凤是典型的重庆女人,经济独立,喜欢户外运动,曾驾车直奔珠峰大本营,几年前遭遇抢劫被捅了五刀,胃、肾受到严重损伤,形销骨立,但依然乐观爽朗,好玩。听说她正在牵头组织解氏家族修谱,我吃了一惊:“自古女人不入谱,你怎么可以参与修谱?”“这有什么关系?没人牵头,我有兴趣,那就我来啊。”她满不在乎地说。重庆女人,真是什么事都能干。

火锅是典型的码头文化产物,属于江湖菜。码头工人劳累了一天,喝酒配菜,就买些便宜的下水和蔬菜,扔进火锅,麻辣重油伺候。重庆城里到处是火锅店。我觉得这座城市也像火锅,没有什么是不能扔进去的,乱七八糟的杂烩,在沸腾的锅里沉浮,都变得麻辣鲜香,像一个个重庆人。我从小吃赣菜长大,重庆菜的辣对我毫无威胁,但那个麻,让我口服心服。锅里的滚汤渐渐浓缩,花椒味越来越强,我的舌头麻木,嘴唇哆嗦,浑身燥热,一股笑傲江湖的豪情油然而生,觉得自己也像袍哥了。我这才明白,重庆人追求的并非滋味,而是让肉体颤栗的触觉,一种尽情挥洒生命的酣畅痛快之境。

卢作孚的抱负

“近代人物,我最崇拜卢作孚。他性格平和,充满智慧,坚忍不拔。怎么说呢?他就是一个完人——”看到我满脸疑惑,刘景活连忙补充道,“完人是晏阳初先生说的,我说了也不算数。还有梁漱溟先生,也说他堪比古之圣贤……”

刘景活是川美雕塑家,在黄桷坪校门口开了家喜马拉雅艺术书店,二楼展厅里,正好有一个他布置的卢作孚图片展。黑白照片上的卢作孚,光头,深眼窝,厚唇,制服衣领紧扣,看上去像一位严肃的军人。我对卢作孚了解很少,只知道他是旧中国“实业救国”的代表,他创建的民生公司垄断了川江航运,冒着日军炮火从宜昌抢运了大量人员和工厂设备入川,100多位职员为此殉国;还运送了两三百万军队出川抗战。看完图片展,我恍然大悟,卢作孚最了不起的贡献,恐怕还在于乡村建设方面;而他的卓识远见、人格魅力,更是令人动容。他让我想起陈嘉庚,另一位圣徒般的华侨实业家,但他的知名度远不如后者。

“他是自杀而死的,1952年。当时公私合营,民生公司经营不下去,他觉得对不起股东,他的多年朋友被枪毙,收养的一个孩子揭发检举他……很多原因让他绝望。以前谈论卢作孚挺忌讳的。”刘景活说。

卢作孚1893年出生于合川,家境贫寒,只读了四年私塾,早年信奉“教育救国”理念,作为记者、编辑和教师身体力行,后转向“实业救国”办企业。民国元老张群称他是“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,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,一个没有钱的大亨”;毛泽东把他列为中国实业史上不该被忘记的4个人之一。

卢作孚已经变成现代重庆的神话。萧能铸先生与卢家后人很熟,他说:卢作孚自己没有钱,他是总经理,相当于职业经理人,后来大家凑了点股份给他。民生船务发展得很好,但股东们并没有分到多少钱,利润都拿去再投资了。当时最挣钱的并不是搞船运,但是卢作孚说服了大家,没有船运,谁也挣不到钱。股东们都很佩服卢作孚,放手让他经营。卢家经济拮据,他虽然做过国民政府的高官——交通部次长、粮食局局长,是船王,还身兼数十家企业的董事长,但他只领一份工资,其余都捐给北碚做公益。“这种人现在绝版了。”他感叹道,“他们全家住着40多平方的房子,家具是借民生公司的,病了连鸡都吃不起,要靠爱人做针线活补贴家用。不瞒你说,我家当年的生活比卢家好多了,我母亲结婚时,全套家具是从上海定制回来的。”

北碚在重庆西北60公里的嘉陵江小三峡边,民国年间是巴县、江北、璧山、合川四县交界处,盗匪横行,当地成立了一个维持治安的峡防局,1927年请卢作孚担任局长。利用这个机会,卢作孚在北碚地区进行乡村现代化建设,包括市政建设、发展实业、园林美化、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,全面贯彻自己的社会改革理想,成绩斐然,被称为“陪都的陪都”。1948年底,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的中国和美国委员5人来北碚参观,大为赞叹:“各委员发现北碚市容,如宽广的街道,各种公共建筑、市政中心,及其他事项,都远非普通中国城市所能望其项背。”

江边文昌宫是当年的峡防局驻地,如今改成卢作孚纪念馆,门前空坪上塑着卢作孚与四弟卢子英的雕像,嘉陵江在他们身后流过。北碚到处是卢氏兄弟留下的遗迹。黑白图片上的街心花园仍在,但中正路改名为朝阳路,当年栽种的法国梧桐浓荫蔽日,呵护着长椅上的老人。平民公园也改成了北碚公园,山顶的“作孚园”安葬卢作孚、蒙淑仪夫妇,墓园前石碑镌刻着卢作孚的梦想:“愿人人皆为园艺家,将世界造成花园一样。”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一大批知识分子深入农村进行乡村建设,寻找中国发展之道,最有名的是晏阳初在河北定县、梁漱溟在山东邹平、陶行知在南京晓庄进行的实验。然而卢作孚的北碚实验区,从时间、规模、深度和成就来看,都远远超过了前者。如果说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侧重于教育建设、文化建设的话,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是全方位的,着眼于乡村“工业化”和“现代化”,他创建了铁路、煤矿、电力、染织等众多实业,还兴建了报馆、医院、博物馆、运动场、西部科学院等公共事业,组织民众参与公共事务。卢作孚希望北碚经验可以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样榜,但政局改变,北碚解放了。

卢作孚是一个先知,他的许多思想都超越了时代。他说:“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而不是救亡,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化的国家,使自己有不亡的保障。”他不赞成暴力革命,主张改革,打了一个比方说:“炸弹力量小,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;你应当是微生物,微生物的力量特别大,才使人无法抵抗。”他提出了政务公开的原则,要求峡防局“一切公开——办事公开,用人公开,收支款项公开”,1928年创办的《嘉陵江报》就成了政务公开的主要阵地。让人惊奇的是,重庆人能够接受他的思想,许多人支持他的事业。

我觉得,社会改革家卢作孚的北碚实验,是中国乡村建设史上最精彩的一笔。重庆开埠虽晚,但吸收西学并不落后,在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方面,都走在全国前列。

愈炸愈强

我想去看南岸区的蒋介石官邸,向酒店大堂推销旅行线路的小姐询问,她一脸茫然:“黄山?不在重庆吧?蒋介石官邸?我也没去过,没这条线路。如果在南岸区,你要自己打车去。我建议你还是去白公馆、渣滓洞和磁器口,很便宜,免门票……”

坐长江索道过江,打车上南山,一路都是泉水鸡的招牌,最后来到抗战遗址博物馆前,门票20元。黄山是南山的一个山头,20世纪初买办黄云阶买下该山建别墅,故名;抗战时蒋介石的侍从室重金买下此山,作为国民政府军事指挥中心。黄山别墅群散落在茂密的树林间,其中云岫楼为蒋介石官邸,附近的草亭住过蒋经国和马歇尔将军,松厅是宋美龄的寓所。别墅之间石径相连,环境清幽,路旁不时出现防空洞。云岫楼坐落在山顶,青灰色的欧式建筑,二层,四周有大树竹林掩映。尽管如此隐秘,云岫楼还是中了日机扔下的一颗炸弹,死卫士两人,蒋介石幸而无恙。

国民政府迁都重庆,指挥全国抗战,是重庆城市史上最重要的一件大事。战前,重庆不过一座普通的内地城市,地位远不如西安、武汉;战后,重庆扬名海内外,变成了一座世界名城,把武汉甩到身后。

“黄山蒋介石官邸是我当文化局副局长时修的,好像是1990年吧?当时没钱,我找旅游局借了20万元去修,台湾一些政要来参观很高兴。香港的报纸就说,重庆全面恢复蒋介石的地位。我们哪里敢干这么大的事啊?当时的想法,只是保护房子而已,我就检讨自己犯了政治方向错误。”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王川平先生回忆说,“抗战文化牵涉面大,很敏感。不过我还是觉得,中国的牺牲这么大,重庆的地位这么重要,应该在重庆建‘中国二战与抗战博物馆’,还要建个‘中国胜利广场’,广场中间要有阵亡将士和殉难同胞纪念碑……”

重庆的抗战遗址很多,七零八碎,没有整合好。在较场口,有一处“重庆大轰炸惨案遗址”,纪念1941年6月5日大轰炸期间,死于防空洞的2500多名民众。解放碑的前身,是抗战时期的“精神堡垒”,1947年重庆市长张笃伦在原址建造了中国境内唯一一座“抗战胜利纪功碑”,1950年由刘伯承改题“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”。去年,有政协委员提议两碑合一,将“抗战胜利纪功碑”名镌刻在碑体另一侧。

重庆文史专家杨耀健先生说:“抗战改变了重庆。战前重庆人口30万,战后达到130万。我家也是这时从湖北迁来的,胜利后留在这里。重庆人很包容,这么多人涌进来,一点不抱怨。重庆人从来不投降的,大轰炸死了那么多人,写在墙上的抗战口号是‘愈炸愈强’。你炸,我就挖防空洞,在山洞里继续生产武器。”

作为战略要地,重庆两次拯救了中央政权:一次是南宋末年,蒙哥率领蒙古大军攻入四川,被阻挡在合川钓鱼城外数十年,蒙哥殒命城下;第二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,重庆成为国民政府陪都,全国抗战的大后方。

1937年11月16日,70多岁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南京写下遗嘱,登船先行入蜀,三天后中央通讯社发布《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》。接着,在中国大地上,开始了一场自东徂西的人口和物质大迁移。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,纷纷将工厂企业、金融机构、大中专院校和文化科学研究部门迁往西南地区,保存民族实力,准备持久抗战。转瞬之间,重庆成为中国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工业和文化中心。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,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,重庆更加国际化。

在杨耀健看来,重庆的工业基础是抗战时期打下的。作为民族复兴基地,重庆接收全国各地迁来的现代工厂,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,以军工为主,每个月可以武装一个师;上世纪60年代,毛泽东判断必有一战,作为三线建设重点城市,重庆又接收了东部迁来的100多个大项目和数十万技术工人,很多大山被掏空,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体系。“一到要打仗,重庆的地位就很重要,这两次机遇,让它转型为一座重工业城市”。

我去探访江北区望江机器制造总厂,过郭家沱,进入丘陵地区的一条山谷,左几栋老砖房,右几座空荡荡的车间,像是已经荒废,没看到成片的大厂区。打电话问专家,望江厂到底在哪里?回答是,整个山谷十几里都是。原来,为了防止轰炸,厂房是有意分散布局的,这当然会影响生产效率。改革开放后,重庆的军工企业转型生产民品,造坦克的改造汽车、摩托车,仍领一时风骚。

今天回头看,毛泽东的判断错了,三线建设完全是浪费国力,但重庆是赢家。从一座商业城市变成重工业城市,它都得到倾国支持。重庆总是从战争中获利,越来越强壮,无论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战争。

永远的袍哥

重庆最早的土着是巴人,在一波波的移民浪潮中,巴人的血液逐渐冲淡。移民主要来自两个方向:宋元以前来自陕西;明清时期来自长江下游的湖北湖南。明初和清初有过两次“湖广填四川”运动,改变了重庆的人口结构,例如巴蜀方言原来受北方话影响,如今的四川官话则以湖广方言为基础。

清末重庆有“八省会馆”,移民较多的湖广、江西、广东、福建、陕西、江南、山西、浙江八省(沿用元代的省级行政区划)都建立了自己的乡谊会所,如今东水门边还有湖广会馆和广东公所,雕栏画栋,巍峨壮观。在湖广会馆管理处工作的岳精柱研究员,着有《“湖广填川”历史研究》一书。据他介绍,明末清初的战乱、瘟疫,导致四川人口急剧下降,史书记载重庆主城区不足百户,清康熙二十年(1681),整个重庆大约10万人。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移民,乾隆四十一年(1776)重庆总人口140万,其中移民及其后裔110万人,占绝大多数。

重庆人的性格与人口结构有关。蜀出相巴出将,尚武、忠勇,这是巴人留给重庆人的遗产。“湖广人在整个四川都占优势,但成都有不少陕西移民,重庆完全是湖广人的天下,强悍、坚韧,还带有一点狡猾。”岳精柱先生说,“移民社会没有宗亲依靠,只好认老乡,大家都自称麻城孝感人,还流行认干亲、结拜兄弟,拉帮结伙。女性很少,很金贵,现在重庆女孩的地位还很高。”

清代移民白手起家,胼手砥足,创造了码头文化和商贸城市。20世纪的另外两波移民潮,一次是百万抗战移民,一次是20万三线建设移民,素质较高,提升了重庆人的文化品位,把重庆变成了一座重工业城市。

新移民带来了一些新的元素,例如政治激情。码头文化的特点是抱团,重江湖义气,什么政治、法律都不在乎;渝商也以团结着称,和气生财,政治上不选边站。自从重庆成为陪都后,庙堂文化压倒江湖文化,活跃的政党政治给这座城市留下深刻的烙印。

重庆人的政治情怀在“文革”时期达到顶峰。从1967年开始,同样宣称扞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两大造反派组织“8•15”和“反到底”之间,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武斗,死伤难以计数。“就像是战争,曳光弹在天空飞,江上有兵舰,到处是枪炮声,最高的记录是一晚上发射了一万多发高射炮弹。”杨耀健先生回忆说,“重庆的武斗是全国规格最高的,因为重庆有兵工厂,双方动用了几乎所有常规武器,包括坦克、登陆艇、37毫米高射炮、火箭筒、重机枪等等。沙坪坝那边还有全国唯一一个红卫兵墓园。”

红卫兵墓园在沙坪公园的一个角落,大门紧闭。园内矗立着百余座水泥墓碑,杂草高过人头,树木大过胳膊。许多墓碑的基座刻着多位死者姓名,碑身题刻着毛主席诗句“唯有牺牲多壮志,敢叫日月换新天”,以及“头可断、血可流,毛泽东思想不能丢”等流行政治口号。我找了个台阶坐下,点燃一支烟,默默凝思。政治文化与袍哥文化是对立的,前者辨是非,立场不同即使兄弟也要反目;后者讲感情,为朋友不惜三刀六洞。从激烈的武斗事件可以看出,重庆的文化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变。

重庆的最后一波移民,是上世纪末的三峡库区移民,主要在境内迁移。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,重庆大量的区县和乡镇被淹没,产生了120万库区移民。为了便于安置移民,根据邓小平的遗愿,1997年重庆市改为直辖。三峡移民为这座城市作出的贡献是,推动重庆成为中国的第4个直辖市。

在重庆采访,我经常提出一个问题,重庆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?回答大同小异,下列词语较为常见:豪爽、忠勇、尚义、耿直、火爆、急躁、包容、吃苦、乐观、粗俗、热情……等等;第二个问题,谁是最能代表重庆性格的人?许多人回答巴蔓子。巴蔓子是战国时期的巴国将军,《华阳国志》说他向楚王借兵平内乱,答应事成后割三座城池酬谢,平定内乱后他却不忍割城归楚,为了不食言,他割下自己的头颅献给楚王。他的行为感动了两国,楚王“以上卿礼葬其头”,巴国“以上卿礼葬其身”。千百年来,巴蔓子一直是忠勇笃信、舍生取义的典范。

但是采访《最重庆》杂志的年轻主编何洋时,他的回答却有所不同。他说巴蔓子精神现在也有争议,像是“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”,有点耍无赖的意思,不宜提倡;重庆人不仅豪爽,还善于用脑,会平衡,其实很精明,“斗地主”比成都人更行。例如卢作孚就很能协调关系,在国共两党间应付裕如,也知道变通,比如默许手下运鸦片。

“卢作孚是典型的重庆人吗?”我猛然意识到,几乎没有人举卢作孚代表重庆人,“卢作孚严谨、理性、认真,的确不像重庆人。那么刘伯承呢?”

何洋略略思考了一下,说:“奇怪,卢作孚、刘伯承、聂荣臻、杨尚昆,这些重庆的近现代名人,都没有典型的重庆性格。只有一个写《革命军》的邹容像重庆人。贪官文强倒是有江湖气,还有樊傻儿,那个袍哥师长,但他们只是地方性的人物。”

我说:“有意思,要么我们搞错了重庆性格;要么重庆性格成事不足,只有克服了重庆性格的人才有出息。”

我仔细思考,觉得重庆性格是一个神话,饱含着我们对消逝已久的码头(江湖)文化的想象与偏爱。江湖帮派消失六七十年了,谈起袍哥,重庆人依然充满感情。实际上,江湖习气妨碍文化的发展,晚清以前重庆没出几个人物。直到重庆开埠,新思潮、新移民涌入,重庆文化才得到提升,并完成现代转型。一座工商大都市,不是一群江湖好汉能够运转的,可见重庆人早已具备了现代性;重庆的政治文化之浓厚,一点不亚于成都,足见江湖习气已经淡远。重庆虎变,斐然可观。我们之所以看不到闪耀在他们身上的理性、深思、严谨、坚持、认真等新品格,只因我们太沉溺于历史想象。现代性索然无味,全中国都希望重庆人留住江湖,做一个永远的袍哥。

一座城市的性格,体现在她最优秀的儿女身上。如果卢作孚不像重庆人,我们是不是要修改重庆人的定义?

2014年10月3日

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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